在國家機構之上、表面權力的外殼背後，國家權力的核心其實是——擁有超級效能和權能的「祕密警察機構」。
重用警察，將其當作唯一的權力機構，忽視軍隊擁有的威懾力，這正是所有極權體制的特點。極權體制渴望統治世界，它會有意識的廢除外國與本國、國外事務與國內事務的區別。
極權統治者制定政策時，會假定自己已經是世界政府了，因此他對待侵略自身權力的人，彷彿他們是叛徒、是犯叛國大罪的罪犯。這使得他偏好用警察而非軍事力量，統治新佔的領土。
極權國家在正式奪取政權之前，就會在多個國家中建構祕密警察與間諜機構。之後，這些機構的代理人，會擁有比軍事情報機構更多的資金與權威，這些代理人往往是國外大使館、領事館中的祕密首腦。
其主要任務包括組建第五縱隊（編按：現今泛稱隱藏在對方內部、尚未曝光的間諜。）指導運動分部、影響各國國內政策，也普遍為極權統治者能夠公然為所欲為的那天到來做準備。換言之，祕密警察在國際間是傳輸帶，不斷將名義上的對外政策，轉化成潛在的國內事務。
祕密警察在極權國家的國內政治中，扮演支配性的角色。所有的專制政體都高度仰賴情報機構，而且比起他國民眾，它們往往覺得自己更受到本國民眾威脅。極權與專制之間的相似處，僅出現在極權統治的第一個階段：政治反對派依然存在。情報機構的擴張，始於不再有任何政治反對派需要監視的時候。
極權擴張與帝國主義擴張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不分本國與他國之別，那麼極權祕密警察與專制祕密警察之間的主要差別，就在於前者不搜捕祕密思想，也不使用情報機構慣用的挑撥煽動老方法。
由於極權祕密警察是在平定整個國家之後才開始啟動，因此在外部觀察者看來，它總是顯得多餘。多餘情報機構的存在並非新鮮事；它們總是煩惱於要如何證明自己的用處，並在完成任務後要怎麼保住工作。
在路易拿破崙統治期間，警察自己引發了反政府行動。在帝俄所有革命政黨中，間諜若沒有「鼓勵性」的挑撥煽動，俄國革命運動恐怕不會那麼成功。換言之，間諜挑撥煽動在維持傳統、延續他們的作用，破壞程度不比革命組織遜色。挑撥煽動的雙重角色，或許正是極權統治者討厭它的一個原因。為了誘捕被認定是敵人的某個人，還必須訴諸挑撥煽動，這當然不會是極權統治者希望的。
比上述技術性考量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在奪權前，是根據意識形態來界定敵人，因此「嫌犯」的範圍是根據警方的資訊建立。於是無論是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還是蘇聯的前統治階級後代，都沒有真正被懷疑有任何敵對行為；他們是根據意識形態，而被宣布為體制的「客觀」敵人。
從專制走向極權，秘密警察有何轉變？
專制政體的祕密警察與極權體制下的祕密警察，這2者的主要差別，就是「嫌犯」與「客觀敵人」之間的差別。後者的界定是根據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意圖。在實際行為上，極權統治者進行的方式，就像是一個人持續不斷攻擊另一個人，直到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人是他的敵人，從而他也獲得透過殺害這個人來獲得合理性。這當然有點粗糙，但它管用：所有曾目睹某些成功野心家如何消滅競爭對手的人，對此都會心領神會。
與這種從嫌犯到客觀敵人密切相關的，乃是祕密警察在極權國家中的地位變化。情報機構早就被人們恰如其分地稱作國中之國，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專制制度之下，在立憲政府或半立憲政府底下，情況也是如此。僅僅是掌握祕密情報這一點，就能賦予這一機構凌駕其他行政部門的地位，並對政府人員造成公然威脅。
相反的，極權警察則全面服從於領導人的意志，唯有領導人能決定誰將是下一個潛在敵人，領導人還可以挑出一些祕密警察幹部進行清算，這些警察們完全要依靠高層權威確保自己的位子。如同非極權國家的軍隊，極權國家的警察僅僅執行政策，喪失了他們在專制官僚體系下還保有的所有特權。
極權警察的任務不是發現罪行，而是在政府決定逮捕某些民眾時供其差遣。他們的主要政治特點在於，只有他們獲得最高權威的信任，並且了解將會實行的政治路線。這不僅適用於高層政策方面，諸如清算整個階級或整個族群。
在極權體制下，就像在所有其他體制下一樣，祕密警察壟斷了某些關鍵資訊。但是這種只有警方才能掌握的知識已經歷重大變革：警方不再關心未來受害者的下一步（在大部分時間，他們都無視誰會是受害者的問題），而且警察已成為最高國家機密的被委託人。儘管這意味著特權與地位的巨大提升，即便與之伴隨的是，真實權力的明確損失。情報機構不再知領導人所不知；在權力上，他們已淪落到執行者的層次。
只有在一個方面，極權祕密警察仍與非極權國家的祕密警察十分相似。祕密警察在傳統上（也就是自法國大革命的富歇*以來）就會從受害者身上牟利，並透過某些非正式管道擴充國家劃撥的官方預算。方式是在它應予鎮壓的各種活動中，設定好某種合夥關係，比如賭博與賣淫。從友好的接受賄賂，到粗暴的訛詐，這些非法的斂財方式，無不是將情報機構從公共權威機關之下解放出來、並強化國中之國的突出地位。
*約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他兇暴的鎮壓里昂起義而聞名。
看著警方從受害者身上獲取收入的斂財手段，歷經種種變遷而屹立不搖，這真是一幅奇特的景象。然而這些非常規的斂財手段，乃是祕密警察傳統遺留的唯一痕跡，且並不十分重要。
《極權主義的起源》
作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譯者：李雨鍾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2/11/05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海因里希・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奠定她無可撼動的大思想家地位。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後整理出版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年出版《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並於1968年再度增訂，記錄了鄂蘭在艾希曼審判前後的思考歷程。
1975年12月4日，鄂蘭因心臟病發，在紐約過世。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