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過去10年最糟的一年，卻是未來10年最好的一年。」去年初在中國網民間的這句流行語，正是其經濟最佳寫照——該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創近30年新低，未來高成長恐難再現；而政府消費占比不斷上升，更是未來發展一大隱憂。
成長率驚險保6，卻創29年來新低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2019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雖然成功「保6」（6.1％），仍創下29年來最慢增速。事實上自2011年見頂後，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就一路向下，國家統計局稱，未來將不刻意追求高成長，而是要打造「有質量的增長」。
在中國GDP成長貢獻裡，消費占近6成（57.6％）、投資占26％、淨出口占11％，顯示消費仍扮演主力。國家統計局表示，居民消費結構與意願不斷升級，消費將進一步帶動成長，「未來中國經濟穩定，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
不過這種說法卻有誤導性。國際間常見的GDP編製，乃是拆解為民間消費（C）、固定資本形成（I，即投資）、政府支出（G）、淨出口（X-M）四大部門。
但日前中國官方公布的GDP統計，只有消費、投資與淨出口三項，政府支出部分被分攤到消費與投資這兩個項目裡，因此中國的消費不單指民間消費，還包括政府消費，官方稱為「社會消費」——整個社會購買財貨服務的支出。
這種特殊的編排方式或許可以這樣解釋：政府和民間都是社會一份子，兩者消費可合併計算；然而把政府消費隱含在社會消費裡，卻可能產生誤導。
從GDP統計問世半世紀至今，以及總體經濟學數十年來的分析架構，都是將民間消費與政府消費分開看待，這背後有其經濟學含義：那就是「創造」與「移轉」的區別。
民眾張三買一個30元麵包，他如何買得起呢？答案是他必須能為社會創造至少30元的價值，人們才願意付他30元，張三才能用這30元收入去買麵包。
放大到全體人民也一樣：若民間消費一年1億元，表示民間部門至少創造出1億元的價值，否則這些消費支出不可能實現。因此民間消費乍看是支出，其實也是收入，它反映該部門創造出來的價值，因此民間消費的含義正在於「創造」。
政府卻不同，公部門收入來自稅收，因此政府消費的本質乃是「移轉」——把人民口袋裡的錢移轉到政府手上。政府每多花1元，人民就少1元可花，政府消費也就取代了民間消費，這在經濟學上稱為「排擠效應」（Crowding Out）。
「政府消費」占比創新高，「國進民退」現象堪憂
早期凱因斯學派（Keynesian）的理論鼓吹「乘數效應」：政府支出增加1元，整個GDP會因此增加超過1元，這是不少政府花大錢的理論基礎。
但這忽略了機會成本：就算政府多花1元，對GDP有正向的「乘數效應」，民間卻因此少花1元，對GDP也會帶來負向的「乘數效應」。從1970年代歐美國家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2007年金融海嘯後中國「4萬億」支出，到台灣的前瞻計畫，實例顯示政府花大錢，結果都不盡理想。
如今中國國家統計局將政府消費隱藏在「社會消費」裡，又只大談「居民消費」，這很容易讓人誤解：「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人民幣41兆1649億元」、「消費占GDP比重近6成」都是民間部門創造出來的。事實是，這其中有一部分是政府消費，它是以排擠民間消費為代價。
官方為何不直接列出政府消費？另一組數據或許透露端倪：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2018年《中國統計年鑑》，政府消費占社會消費比重超過27％，創歷史新高，甚至超過計畫經濟時期。事實上近25年來，中國的政府消費占比節節上升。未來經濟下行，當局可能會推出更多花錢計畫，政府消費更將易升難降，這或許正是官方要淡化此項目的原因。
近來不少專家分析中國經濟都提到「國進民退」的現象，這除了表現在公部門干預民營企業外，在GDP構成裡，政府消費「進」、民間消費「退」，更可看出這股趨勢。
政府規模擴張，總是有利於官員，但這卻對中國長遠經濟發展不利。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分析25年來中國各省市數據後發現，官員占人口比重越高，人均GDP成長速度就越慢。在浙江、廣東、福建等地，官員占比低，人均GDP成長速度名列前茅；在西藏、北京等地，官員占比高，人均GDP成長速度卻是倒數。
未來中國經濟恐再難高成長，若要打造「有質量的增長」，就須改善結構，首要莫過於政府有形之手不再干預經濟。然而政府消費占比不斷升高，和改善中國經濟結構卻是背道而馳，這條路若持續走下去，恐怕不是面臨「6％保衛戰」的中國經濟之福。
責任編輯：周盼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