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因為文化部公布營運困難藝文事業紓困方案，門檻之一是「相較於去年同期營收減少50%」，導演楊力州特別去問了工作室的行政：「我們今年營收減少了幾成？可以到門檻嗎？」行政回答：「導演，工作室今年營收是零。」
出生：1969年
學歷：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MFA藝術創作碩士
經歷：政大傳播學院、輔大應用美術系講師
代表作：《奇蹟的夏天》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拔一條河》創千萬票房
拍30部片苦30遍
老想給觀眾Happy Ending
「零啊，哈哈。」他說著，居然笑了出來。生計沒了，他倒不心焦，商業廣告是他維生的工具，紀錄片卻是人生重心。
楊力州是台灣目前最多產、叫好又叫座的紀錄片導演。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曾說，台灣最多觀眾認識的紀錄片導演，就屬楊力州與已故的齊柏林了。
多產，是指不算電視紀錄片或商業廣告，25年間他就拍出近30部紀錄片。他2006年就以《奇蹟的夏天》獲金馬獎，也是台灣最多紀錄片上院線的導演，預計明年初上映的《愛別離苦》是第10部。
多產與超載，彷彿一體兩面。他常說，如果拍攝了30個故事，他就體驗了30種人生，人活一遍就夠苦了，更何況是30、40遍。
因為深入被攝者的人生，他也總被攻訐跨越所謂「紀錄片必須客觀」的邊界。《拔一條河》是他最賣座的作品，卻在參加影展時收到「這部片一點都不客觀」的批評。
「即使是充滿傷痕的故事，我還是不自覺要在最後給觀眾一個Happy Ending，好像這樣才能幫故事主角、幫自己打氣。」他自剖：「直到《愛別離苦》這部片，我才學會不要這樣，就算它不是代表作，但它是讓我生命轉彎的片。」
生命的轉彎，往往來自意外。2019年，客委會邀請楊力州當駐村藝術家，他便在桃園、新竹、苗栗各客家庄到處逛，在桃園龍潭發現一條Google maps無法找到的「菱潭街」，人煙稀少。他找上那裡的青年訪問，話題卻總圍繞著「青年返鄉」、「社區總體營造」，讓他厭煩得直接收起攝影機回家去。
但他還是沒事回去走走，不斷尋問這條街上的人們，卻發現這條街上住著被性侵往事困住的菜攤老闆娘、獨立書店的女同志伴侶與不敢詰問的母親、背負家族支離破碎命運的女子、在洗衣店掃地的鋼琴老師、被迫與兒子分離的年輕媽媽，以及即將居家生產的創作歌手。
「人生最迷茫的時候，需要有一個地方把妳接住。」他決定拍攝這條街上默默生活的女性面貌，取材180度大轉彎，拍了一年多，他甚至拍攝到歌手在家生產全記錄。
3年前行過死亡幽谷
卻在新片找到憂鬱症源頭
紀錄片總有意外，種瓜得豆的事常常有，他習以為常。從前在學校教紀錄片拍攝，學期初學生提出拍攝企劃案，學期結束前，總驚慌的跑來找他：「老師，我們拍出來跟我們原本的企畫不一樣，怎麼辦？」
「那太棒了。如果你拍出來的東西跟原本企畫是一模一樣的，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你太強了，第二種就是你在騙我。」他回答：「你必須接受許多沒有企畫的事、歪掉的、走到絕境的路。因為那才是人生。」
直到今天，他仍然睜著驚奇的眼，修著這門課。2018年，他跟遊戲橘子老闆劉柏園、極地教練陳彥博等人組隊到南極，走的是當年第一個到達南極點挪威探險家阿蒙森所走的路徑，回來之後，他卻深深為挑戰失敗、最後全軍覆沒的英國探險家史考特上校著迷。
「剪一部熱血冒險電影輕而易舉，可是我不想要。」回來後，他如癡如醉把所有能找到的史考特上校資料全讀完，全盤推翻之前剪的版本：「他們回程5個人全都死了，我想跟這些亡魂對話，好像彷彿能理解他們不回來的心情，人不是永遠一心求生的。」
他能懂，或許是因為自己也曾行過死亡幽谷。2018年《紅盒子》上映前，他常莫名沮喪流淚，或是對家人發脾氣，甚至兩度想結束生命。「工作室附近就是北宜公路，很多砂石車跑來跑去，我開著車，竟然有衝動想撞上去。」
這可怕的念頭讓他立刻向外求助，時至今日仍在吃抗憂鬱藥。「生病就是要吃藥。但我也很怕吃抗憂鬱的藥，怕自己吃了藥，說故事的能力和天賦會不見了。」
但最新的紀錄片《愛別離苦》卻成為他生命中重要轉角。楊力州發現自己憂鬱的來源，如同片名，由愛而生出了苦。
「愛跟苦無法切割」
領悟美好結局不是誰的責任
「愛別離苦」一詞來自佛經，與深愛者別離，是苦的來源。他說：「以前我們總是覺得愛要多一點，苦就可以少一點，或者是愛可以擊敗苦等等。但是我卻在這個詞裡看見，愛跟苦是無法切割的事情。」
悔恨、糾結、跟痛苦，終究來自愛。他知道自己所牽掛的，始終是不能辜負所有被拍攝的主角。
《奇蹟的夏天》是他獲得金馬獎的作品，卻也讓他足足自責了8年。他記得2006年首映當天，被拍攝的花蓮足球少年們包了一台遊覽車，鬧哄哄的到西門町看完首映，全員情緒都很激昂亢奮。送他們回家前，楊力州記得自己在車上對他們說：「如果你要大家繼續支持你們，你們就要繼續踢球！」少年們「耶！」的對他歡呼鼓掌。
但是一下遊覽車，他就被巨大的罪惡感淹沒。「我不知道我能用什麼方式鼓勵他們，於是撒了一個好大的謊。我叫他們繼續踢足球，可是我明知道台灣根本沒有這樣的環境！而他們居然都相信我。」
午夜夢迴，他總被自己的罪惡感鞭笞，不時落淚。直到2014年世足賽會外賽，他特別跑到台中觀賽，因為中華隊11位球員中有4位國手是當時影片裡的足球少年。
「雖然那場比賽輸了，但是我看到他們都長大了、一直踢著球。」他總算稍稍寬恕了自己：「救贖往往不在當下，有時候你要等很多很多年，才能等到。」
在他過往的作品裡，無論是外配、原住民少年、老人，在悲傷之外，他總是放一個快樂的結尾，好像這樣就能扭轉什麼，好像這樣就能鼓舞自己。然而在每一個如陽光般燦亮的結尾背後，他背負了太多暗影，但他現在終於懂得放下，終於懂得影片的結局，不是給任何人的交代。
他發現自己的局限，也決定自己該走另一條路，他從1994年開始拍攝復興商工美工科的學生，《青春》這部片拍了20幾年，總是無法收手，最近終於決定將它拍成劇情片。
「第一是故事裡有些情節無法明說，第二也是因為有人來找我拍劇情片，我想試試。」他說著，台灣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終於要轉換另一種敘事方式了， 他還是忍不住叨絮：「哎我還是希望，這不要是一個太甜的故事……。」
拍了1/4世紀，他終於體悟到，美好結局不是誰的責任，有些人來到你的生命中，有時他們該離開了，你卻不知該怎麼道別，苦苦留著暗影在生命裡，這未必是被攝者樂見的事。
生命中有些事物雖依戀不捨，但終須一別，當此刻到來時，只需要放下。楊力州在《愛別離苦》片尾，嘗試不像以往，給一個具體的結局，終究，人生常是種瓜得豆，紀錄片只是主角與導演一期一會，殺青後人生的路還很長，充滿未知，何苦牽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