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算力競賽中，晶片與伺服器固然是主角，但負責儲存與傳輸的「記憶體」正悄悄掀起一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隨著AI基礎設施需求爆發，HBM（高頻寬記憶體）供不應求，甚至引發傳統DDR4價格出現史上罕見的「倒掛」現象。
以下Q為《數位時代》總編輯王志仁提問，A為科技產業專家吳金榮的回答。雙方將解析近期記憶體市場的劇烈波動，並對比台灣半導體產業過去30年的發展經驗，探討掌握自有技術對企業成敗的決定性影響。
Q1：最近半年多來，記憶體價格出現了驚人的漲幅，甚至出現「記憶體之亂」的說法，這背後是什麼力量在驅動？
A：這一波漲價的核心動能來自AI人工智慧。現在無論是NVIDIA（輝達）、AMD（超微半導體）的GPU，或是Google與Amazon開發的ASIC晶片，全部都需要搭載HBM。
值得注意的是產能排擠效應。2025年初，美光（Micron）與三星（Samsung）為了將資源移往獲利更高的HBM與DDR5，宣布大幅縮減、甚至停產DDR4。這導致市場出現恐慌性囤貨，DDR4價格在短短幾個月內飆升，甚至出現了「價格倒掛」——即舊世代的DDR4居然比新世代的DDR5還貴。這對仍以DDR4為主力的台灣廠商如南亞科、華邦電來說，反而形成了一種「技術落後紅利」。
Q2：記憶體價格的飆漲，會如何影響終端的PC或手機市場？
A：這對下游業者非常痛苦。以仁寶總經理Tony Bonadero的觀察為例，過去一台筆電的記憶體成本占比約16%到18%，現在竟然升高到40%。這迫使宏碁（Acer）、華碩（ASUS）等廠商不得不調漲售價。然而根據經濟學原理，價格上升會導致需求下降，消費者可能會延後換機，這對整體消費型電子市場是一個警訊。
Q3：您的書中談到台灣從1981年參與全球科技分工，台灣當初是如何切入記憶體這個領域的？
A：1981年IBMPC問世，台灣從電玩主機板轉做PC主機板，主機板就像「航空母艦」，上面搭載了大量的零組件。當時施振榮先生說「DRAM是電子產業之米」，但台灣當時完全沒有自產能力。
1980年代中期，日本DRAM產業極強，逼得美國祭出政治干預與反傾銷控訴。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宏碁與德州儀器（TI）合資成立德碁半導體（TIS），台灣開始積極投入。隨後政府推動「次微米計畫」，延攬盧超群博士等「五虎將」（包含：盧超群、趙瑚、毛敘、陳冠中、丁達剛）回台研發技術。然而，台灣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業後來卻走入了一段充滿挑戰的時期。
Q4：台灣在DRAM產業投入了數千億，卻也經歷了數千億的虧損，失敗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A：關鍵在於「缺乏自有技術」。台灣當年的DRAM廠，多半是採取向國外大廠授權技術的模式，例如力晶科技（現力積電）授權自三菱、南亞科先後與IBM、OKI、英飛凌及美光合作。
這種「技術授權」的宿命是，景氣好時你要付權利金，景氣差時你沒有調整生產的彈性。當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全球DRAM崩盤時，台灣廠商因為規模不敵韓國三星與SK海力士，加上技術母廠倒閉或自顧不暇，導致茂德破產（2012年3月底被迫下櫃）、力晶科技轉型、南亞科苦撐。這與台積電（TSMC）堅持開發自有技術、掌握研發路徑的發展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Q5：台積電的成功與記憶體產業的挫敗，帶給台灣科技島什麼樣的啟示？
A：「掌握自有技術並不斷精進」才是高科技產業的致勝之道。台積電從0.35微米一路挺進到現在的2奈米，他們在技術路徑的選擇上（如林本堅博士推動的浸潤式光學技術）掌握了主動權，不只是提供代工，而是貢獻了全世界的科技進步。
反觀記憶體，台灣在NAND Flash幾乎沒有著墨，主要靠群聯、慧榮科技等控制器廠商在應用面發力。目前南亞科雖然在DRAM仍有火種，但資本支出與巨頭相比仍有差距。
Q6：在這一波AI紅利下，台灣記憶體廠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A：雖然目前處於「供不應求、廠商賺爆」的黃金期，但歷史告訴我們，記憶體是高度循環的產業，跌價反轉往往發生在一夕之間。台灣廠商如華邦、旺宏應繼續深耕利基型市場（如 NOR Flash 或 Legacy DRAM），並利用這波獲利強化研發，減少對單一技術來源的依賴。
台灣在半導體擁有極佳的基礎建設，這是一個適合引進並培育新技術的環境。我們應該記取過去30年的教訓，不要再只做Me-too的追隨者，而是要在特定領域建立不可替代的技術根基。
＊本文出自《數位時代》，原文標題：為什麼會有「記憶體之亂」？HBM供不應求、筆電成本飆至40%，台廠該學台積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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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芊吟
核稿編輯：倪旻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