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時沒有帶來更多報酬…菁英「工作表」成壓垮勞工的稻草

過去20年間，辦公室裡有好吃的點心和免費的午餐已經變成一種凸顯新創公司文化的荒謬，或強調出千禧世代要求的額外補貼是多麼可笑。可是，免費食物不只是一種福利，它是一種激勵過勞的策略，而這種作法和其他許多過勞的信條一樣，直接來自於華爾街的文化。

免費晚餐、乘車津貼是「過勞」幫兇

那種文化正是人類學家凱倫．霍在經濟大衰退之前和之後的幾年中著手研究的。1996年，身為博士班學生的她為了進投資銀行工作而請了學術假，儘管她缺乏金融方面的訓練，但是她還是成功任職，因為她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那所大學是投資銀行認為足以培養投資銀行家人才的少數菁英學校之一。

為了她的研究，霍訪談了數十位目前和之前的銀行家們，取得了對華爾街日常生活以及其總體經濟邏輯的結構化理解。在她的研究中發現，投資銀行界的「組織津貼」可以激勵、並維持極長的工作時間。

更具體來說，是免費的晚餐和乘車回家。如果一位投資銀行家工作超過晚上7點，他們可以在公司叫外賣；因為很多工作者都工作到很晚，他們甚至沒有時間去採買日用品，更不用說還有精神準備晚餐了。

因此，這種模式會永久循環下去。如果一位銀行家待到晚上7點，那麼他們很有可能就會待到9點，那時他們可以搭乘一輛黑色的車回家，同樣由公司買單。對於銀行而言，為這種補貼買單只是為了額外的工作時間所付出的小代價。

不斷工作，才是菁英？

霍發現投資銀行，尤其是頂級的投資銀行堅持著一種觀念：即不斷工作是菁英的形象，是屬於他們版本的「聰明」。這種邏輯，是建立在銀行所僱用的入門分析師幾乎完全來自常春藤聯盟的事實，而常春藤聯盟只接受「頂尖中的頂尖」，因此暗示著在投資銀行工作的人也是「頂尖中的頂尖」。

隨之而來的是，無論他們建立了怎樣的工作時間表都是優秀的，即使那代表一天工作18個鐘頭，一週工作將近7天，直到超過一個人的極限。「如果你單身，而且你的家人住在像加州那種遙遠的地方，你將會成為更好的分析師，」一位大銀行的副總裁這樣告訴霍。分析師們開始工作時通常身邊都有一位重要的伴侶，同樣一位副總裁解釋，「但是幾個月之後，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發現自己變回單身了。」

「重點是要營造一種大學畢業後的氛圍，在開始工作的幾天之內，分析師和同事們就開始『住』在銀行了，」霍這樣說，「比較誰待得最晚以及誰最忙碌，更不用說還要參加凌晨一點臨時的Nerf橄欖球（編按：軟式的玩具橄欖球）賽了。」

有些第一年的分析師，剛開始進入這種生活模式時會經歷短暫的震驚期。但是，霍發現他們很快就會把這種過勞的倫理內化，使用跟他們高中和大學時一樣的方式：作為一種榮譽的象徵，也就是自己優秀的證明。正如一篇哈佛社論寫到投資銀行對該校畢業生的興趣時所說的那樣：「它們知道4年前，我們想要的是最優秀的人才。我們不願意安於大學排名的第3或第4名。它們利用我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想找到『哈佛』的渴望：活動、暑期工作、人際關係，而現在是職業。」

換句話說，那些拒絕「安於」哈佛以外的高中生們抬高了對其他人來說所謂「努力工作」的門檻。

另外，最重要的是，那種過勞其實是值得的。如同霍所指出的那樣，菁英華爾街銀行家是美國經濟中極少數「仍舊能體會到辛勤工作與金錢回報和向上流動之間有關聯」的人。對他們而言，過勞意味著高額獎金。歷史上，大多數中產階級的美國人曾經體會過這種場景的相似版本：如果他們的公司生產和獲利極佳，那些利潤會以薪水、福利，甚至是紅利獎金（雖然從未與華爾街的獎金一樣多）的形式分發給員工。如今，在巨大的風險轉移之後，那些利潤都進入了股東和首席執行長的口袋，以及推薦並實行那些營利公司交易的銀行家。

「不夠努力」形塑過勞文化

因為投資銀行家仍然從過勞與報酬之間的連結受益，所以許多人也內化了假使一個人無法賺取很多錢，就是因為除了華爾街之外的其餘世界都缺少工作倫理的這個想法。高盛的一位同事向霍詳細介紹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值得一字不漏地看完：

如果你到外面的世界並且開始和人一起工作，你會發現人們就是沒有那樣的動力。在現實世界中，要完成任何事情都是件麻煩的事。大家傍晚5、6點下班；中午休息1小時，然後大家各做各的事情。相信我，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你和一群每個都真的很努力工作的人一起合作把事情完成，就會讓事情變得容易許多。

而做事是讓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並使自己感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關於自我價值—即完成並有產值的意義。在一間大企業或在學術界，要將事情完成很難。（在華爾街）你和那麼多人一同工作，在那裡你和任何人說話都可以立刻得到回應，而且大家都相當聰明且非常有動力，因此形成一個相當不錯的環境。

我想回到50或60年代的時候，人們算是擁有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他們去上班，緩慢地爬到更高的職位，然後做任何他們被告知的事情。我覺得現在人們認為能力是如此誘人，是因為它可以帶你領先他人、讓你做出很大的改變、讓你感覺自己多麼重要，或是使你感到滿足……這種感覺，就像現在你可以完成許多事情，你真的很有生產力，而這些都是具誘惑力的。

此外，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已經擁有夠多錢、夠高地位的人還是想參與其中，不惜犧牲與家人相處時光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感覺被需要。而最美好的事情，莫過於可以定期完成事情。

我閱讀了這段文字不下數十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驅動倦怠文化引擎的一句話：「而最美好的事情，莫過於可以定期完成事情。」任何妨礙「完成事情」（這裡的「事情」即「工作」的意思）的事，皆會被理解為缺乏奉獻精神或是工作倫理，又或者它強烈地暗示—缺乏智慧。而這種心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單純的菁英主義。它肯定了精簡、裁員以及外包的正當性：反正那些人在「真實」世界也很懶惰。

投行菁英成企業領導層後

事實上，華爾街認為自己是在幫忙。「我們讓每個人變得更聰明，」一名所羅門兄弟的同事這樣告訴霍。「回到1970年那時候，企業們都如此懶散；現在它們都進步了。我們是使事務運轉更有效率的潤滑油。」

從1990年代起，企業開始僱用MBA和來自華爾街的前投資銀行家，而不是按照幾十年來的慣例把公司內部的員工晉升為領導階層。

一旦擔任領導職務，前金融銀行家們就可以明示和暗示地再現他們在華爾街工作時對於「努力工作」的內化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傑佛瑞．貝佐斯塑造了亞馬遜「傷痕累累的職場文化」，他曾經和霍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此現象類似諮詢顧問的「校友」在企業界蔓延：除非進行重大、心理改變的介入，否則一旦某人認為「好」工作就等於過勞，那種概念就會伴隨著他們以及在他們手下的任何人一輩子。

核稿編輯：鍾守沂
責任編輯：易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