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一個民主共和國，叫做中華民國。同樣這一年由日本治理的台灣也從明治時期轉移至大正時期，這個「大正民主」時期給台灣民間社會帶來一段相對自由開放的風氣，包括自由主義和民族自決的思想。

尤其是接觸了歐美的前衞藝術、文化思潮和大眾娛樂。前陣子在紀州庵有個「大正浪漫」的展覽，介紹「大正浪漫」時期的耽美派美學和耽美派文藝思潮。還有像黃亞歷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所描繪的三十年代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發展。

就在台灣歷史上關鍵的這一年，有兩位讀醫學院的台灣學生賴和和杜聰明決定由台北步行回彰化老家，一方面要了解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風土人情，一方面也要拜會在各地行醫的學長們。青年賴和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年暇，由台北徒步回家途中，計費五日，始由三角湧，沿中央山脈至頭份。」 賴和也因此寫下許多漢文詩。

除了賴和和杜聰明之外，當時還有兩位醫學院的台灣同學在台灣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他們是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和第一個加入同盟會成為革命黨員的台灣人翁俊明。這四個日治時期互相熟識的醫學生，在不可逆的歷史滾滾洪流中，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也有著各自不同的人生和平命運。隨著後世的歷史研究者或是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權，使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歷史地位。

我們這一整代的人對於台灣的歷史是極陌生的。對於近代文學家的認識也是非常脫離現實的，我們只認識中國人古代的作家，我們不准閲讀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的中國作家魯迅、茅盾、沈從文等。更不知道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賴和、龍瑛宗、楊逵、呂赫若等。我們只能從比我們大一點的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中吸取養份。

幸好在2005年我受邀成為公共電視台「打拼—台灣人民的歷史」8集紀錄片的「編劇顧問」，使我對「歷史」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當時「歷史顧問群」由曹永和擔任召集人。

我在向他們請教的過程中，了解我們正在做一件極為複雜、艱難的事，而且是吃力不討好。「現在並不是最適合做這個紀錄片的時機，因為大家的共識不高。」當時一直有人如此質疑，但是基於台灣人對於自身歷史的無知，吳豐山先生認為這件事還是要有人去做。果然在2007年在公視非常低調的播出，因為在立法院有立委揚言要杯葛公視的預算，因為公視拍了這部有「問題」的紀錄片。

其實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很客觀的把日治時期分為「烈日殖民」和「覺醒年代」兩集，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兩個重要趨勢，一個是台灣人民對殖民者從未間斷的反抗，一個是台灣人民對於現代國家和進步社會的嚮往和追求。賴和一生的奮鬥，正好反映日治時代台灣人民這兩種精神。台灣人從原本集體的「打拼」精神，再提升到個人「不覊」的層次，才能使台灣社會一再進化。

賴和在日本殖民台灣前一年出生，在日本戰敗前兩年過世，短暫的一生正好反映了半個世紀的日治時期。他的成長經驗使他對於台灣的民間社會和底層人民生活有深刻的體會。他的祖父在清朝是一個起義失敗的反抗份子，父親是個道士。所以賴和是同情弱者的，而且對於社會上被剝欺壓的弱勢族群特色敏感。所以陳芳明做了一個結論：「賴和的文學作品反映的三個面向成了後來臺灣文學的傳統：族群的、階級的、女性的。」他的作品充滿了反抗精神和人道主義，指引了台灣文學的未來方向。

他在廈門行醫時了解到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整體社會的巨大影響，於是他積極參與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也擔任《台灣民報》的編輯工作，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 由於賴和兩次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對於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幸命運感到失望，曾經對朋友說他自己這一生的努力都白費了，30年、502年過去後，有誰知道他是誰，有誰知道他做了什麼。

賴和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在他過世後兩年，中華民國政府來到了台灣，有左翼思想的賴和不再被提及，埋葬在地底下30年。上個世紀70年代的台灣是啓蒙覺醒時代，有點像日治時期的「大正民主」。當時台灣出現了許多黨外雜誌的出現提供島上的人民另一扇窗。「夏潮雜誌」陸續介紹了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其中有一篇「賴和是誰」，從此以後，賴和和他的作品漸漸被大家討論，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隨著時代的改變也越來越高，最後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百年後的台灣，有些年輕學生也試著走一趟賴和和杜聰明當年的壯遊路線。

當年和賴和一起讀醫學院的杜聰明比賴和多活了42年，一直到台灣解嚴（1987年）前一年才離去人世。他建立台灣現代醫療制度和教育系統，使他成為後人口中的「台灣醫學之父」。而只活了41年的蔣渭水則走上政治抗爭之路，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為日本人對痛恨的領導人。現在台灣有以蔣渭水之名的道路、公園、錢幣和電影，認識他的人也越來越多。和賴和同年過世的翁俊明是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台灣人，因為他後來去了中國大陸發展，大家比較認識他的孫女翁倩玉。

我永遠記得在做「打拼—台灣人民的歷史」時，每次去訪問曹永和先生時，他簡樸的書桌上永遠都放著不同文字和版本的歷史書籍，他為了研究荷蘭時期的台灣歷史還去學習古荷蘭文。他說他做學問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任何一個人物或是事件，至少要出現在不同文字的版本中，他願意繼續研究下去，就像考古一樣，要眼見為憑。這些年有許多戰後的建築被陸續修復，許多日治時期的傳統建築也被全力保存，各種歷史的書寫也受到矚目。大家漸漸有了共識，那就是所有曾經發生在這個島嶼的人事物都是有意義的，留待後人慢慢整理和定義。

我們要的是不同族群的彼此了解和同理，而不是見縫插針式的挑撥對立和仇恨。

在「尋找台灣生命力」的紀錄片中我曾經和陳揚寫過一首主題曲「不後悔的愛」，其中有幾句歌詞常常被引用：「歷史從來不會被大雨冲走，未來總是在一場大雨之後。不是每一次都等得到彩虹，泥濘的路還是要走。」

從覺醒到反抗，從打拼到不覊，這正是台灣人的命運，也是台灣人曾經走過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