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最後一年，校園開始實施髪禁，加上原本的軍訓課程，台灣的敎育採取軍事化的管理，但是青少年犯罪率卻節節攀升。我所就讀的高中夜間部主任可以隨便甩學生耳光，老師在課堂痛毆學生完全合法，不會有學生或是家長去控告老師。
當時內心充滿憤怒和絕望情緒的我，早已經停止對敎科書之外世界的探索，甚至對啓蒙我這一切包括自由主義思想的「那個人」感到憤怒。因為「她」自己決定離開敎職去美國留學，甚至放棄她所熱愛的文學，計劃改讀電腦以求生存。對我而言，「她」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卻處心積慮想要「栽培」我成為一個充滿理想抱負的愛國青年。她對我的期望一直甚高，甚至在送給我的「傅孟真（傅斯年）先生年譜」的扉頁上，寫下希望我能成為像傅斯年一樣的人。
當時我的心理很不平衡，我想「她」自己連堅持走文學的道路都做不到，憑什麼期待我這樣一個連高中前三志願都考不上的失敗者？當時非常自卑的我全心讀著敎科書，加強數學、化學、生物，我決心要洗刷當年考上夜間部的恥辱，一心只想要當個科學家。那時候的我完全臣服於體制為我建構的人生道路，別無選擇。我甚至對於她持續寫給我的信件不再理會。
「她」正是我初中時期的國文老師朱永成小姐。她敎我的時候才剛剛從師大國文系第一名畢業，是一個將軍的女兒，班上許多男生都偷偷愛慕她，她對我卻特別好。她覺得我的作文很有思想，很適合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作家。她鼓勵我繼續創作，還送了很多書給我，除了傅斯年的年譜之外，還有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黎烈文的「藝文談片」，她開啓了我對許多知識的好奇，從李敖的書又認識了胡適和殷海光，了解到什麼是「自由主義」，從黎烈文認識了法國的文學家。記得我讀到殷海光的「思想與方法」時，開始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有了強烈的懷疑，對於所有的僵化制度產生不滿。但是這些懷疑和不滿卻找不到出口，只有更加的痛苦。
在我高中聯考挫敗後，她是唯一繼續和我保持書信往來的老師。關於這一點，爸爸非常不諒解她，甚至認為就是因為在初中時代她鼓勵我大量閲讀這些帶著「毒素」的書，希望我成為作家，我才沒好好讀敎科書。老爸苦口婆心的警告我說：「上了高中，已經不是你的老師了，她還不放過你，要你讀這些批評政府的書，你高中聯考已經考得這麼爛，憑什麼還要繼續讀李敖、殷海光、傅斯年、胡適？你也太狂妄了吧？」爸爸把朱老師送我的書全部丟出家門，我全部都撿了回來，和爸爸吵了一架。不過，從此以後就真的不再看那些書了，也相信了爸爸的話，轉而怨怪朱老師。那是我人格趨近於分裂的開始。
當我後來知道自己考上師大生物系時，第一個想到要報告好消息的人還是朱老師，其實我很淸楚她是真的了解我的人。朱老師在電話那一端爽朗的笑著說：「恭喜你呀，但是，我仍然覺得你應該去讀文學的。答應老師要繼續寫作喲。」大學時代我開始寫作投稿，在中央日報用筆名連載小說，已經在美國留學的朱老師打電話向報社求証，想要確定用這個筆名的大學生是不是她曾經殷殷期盼他成為傅斯年的那個初中學生。
那一年我決定放棄在美國成為科學家的夢返回台灣時，特別去了一趟加州探望朱老師，親口告訴她自己的決定。她笑得很開心，好像她長期的努力沒有白費：我好像終於心甘情願的想要成為一個「救國救民」的愛國青年，一個「有思想和抱負」的作家了。
回到台灣一年埋首創作，受到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明驥的邀請，終於走上了一條創作的不歸路。許多年後明先生才告訴我一個秘密和真相，原來當時他是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是關於我放棄美國的學業返回台灣，計劃投入電影的工作。他判斷「這個人」一定是一個「愛國青年」，是有理想和抱負的。於是他決定邀我一起加入「革命」的行列，從此開啓了我人生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就在這個起點上，我的人格不再分裂，我完全認同了朱老師當年給予我的啓蒙，也深信殷海光對於思想的看法：「沒有成見和偏見，一切都要經過科學驗證的客觀理性的思想，一種帶著自省和批判的沒有顏色的思想。」我對於所有僵化的敎條、腐朽的思想、虛偽的形式、敷衍的表面功夫都極不耐煩，都希望能夠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解決這些東西。
回顧上個世紀60年代，當全世界都在掀起革命熱潮時，台灣卻是靜悄悄的。半個世紀過去了，台灣真正的改變才要開始。每當新舊觀念起了衝突時，有人就會這樣分析：「那是因為台灣在上個世紀沒有跟上60年代世界的革命潮流。」但是緩慢的改變或許也有它更穩健的腳步，千禧年之後的台灣在許多價值和觀念上，還有自由民主的實踐上，逐漸超前其他亞洲國家的趨勢。我不免會這樣自我期許：承擔上一代留給我們的不幸，承諾留給下一代更多的幸福，或許是我們戰後世代的人，在餘生可以活得更坦然自在積極的態度吧。
殷海光走了半個世紀，他走的時候還未滿50歲，在他人生最後一段日子都處於有志難伸的困頓狀態。我很慶幸自己在中學時代就接觸到他的思想，雖然當時因為自己的挫敗而抗拒過，但是回想起來，那正是自己內在真正渴求、仰望的人格特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