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一度流亡海外的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以近6成選票榮登菲律賓總統大位。過去超過30年，沒有候選人能拿下超過5成選票，而上一位紀錄保持人，正是他的父親──著名的獨裁者費迪南德．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政治菁英貪腐、高高在上
助草根性、接地氣政客崛起
為何小馬可仕能夠一舉勝選，還洗刷了「貪污百億美元」的罵名？因為他看透了，菲律賓已邁向「民主疲勞」，得以趁隙而入，籠絡了人民的心。
什麼是民主疲勞（Democratic Fatigue）？2016年，歐洲知名文化歷史學者及得獎作家雷布魯克（David Van Reybrouck）觀察到，人們雖然沒有放棄民主選舉，但厭倦了虛偽的民主菁英，所以轉向支持原本因「反民主」而不曾考慮的草根或威權型人物，促成一批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包括法國極右派代表勒龐（Marine Le Pen）、奧地利反歐盟著稱的霍費爾（Norbert Hofer）等。當然，還有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民主疲勞的第一個特徵是，人民都經歷政客壟斷權力、中飽私囊，讓民主淪為沒有內涵的勝選招牌。
以菲律賓來說，馬可仕獨裁政權垮台後，人民實際感受到的民主，不過是更加腐敗的政府、經濟不平等惡化、越趨破敗的基礎建設。
如第13任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被控貪污8千萬美元；繼任的艾羅育（Gloria Arroyo）又被爆出丈夫、親戚濫權收賄。但前者卻能回鍋擔任首都馬尼拉2屆市長，後者也一路高升到眾議院議長。
人民累了，不再相信高高在上的民主菁英，反而傾向找一位「接地氣」、能苦民所苦的人選。民主疲勞將前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反貪聞名的斯洛伐克首位女總統查普托娃（Zuzana Caputová）推上大位。
自由、全球化反讓生活變糟
找回民族榮耀成人民首選
民主疲勞的第二個特徵，是人民對於「找回榮耀」特別有感。人們發現堅持「民主、自由、開放、包容」，似乎沒讓生活好轉，許多國家不僅未受益，反而淪為全球化輸家，因此寄望極端民族主義，跟著高喊「讓國家再次偉大」。
「團結，我們會再次崛起！」小馬可仕就主打找回過往的民族驕傲，把馬可仕之名，與最輝煌的50到70年代聯繫在一起。當時菲律賓靠著美國扶持，人均GDP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小紐約」馬尼拉更是當時亞洲的金融中心。
「建立『菲律賓人的菲律賓』，一直是個重要課題，」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宋鎮照指出，小馬可仕身為北方代表，搭檔南方勢力的杜特蒂之女薩拉（Sara Duterte），讓人民看到族群融合，支持度也隨之扶搖直上。
民主疲勞的第三個特徵，是人民感覺威權似乎沒有那麼糟。這讓小馬可仕致力於洗刷父親戒嚴時期的污名，如面對侵吞百億美元國產、囚禁數萬異議分子的指控，他最常用的說詞是：我為什麼要對建造綿延千里的道路、自給自足的稻米、發電廠、或亞洲最高的識字率道歉？企圖以經濟成就掩蓋家族惡行。
鄰國超車醞釀不滿情緒
年輕世代反崇尚威權統治
民眾卻埋單這樣的詭辯。《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作者、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江懷哲說，這對於眼看鄰國不斷超車的年輕人來說，極具吸引力。「菲律賓年輕人因為沒經歷過，所以選擇接收不同版本的訊息，天生對威權就沒有免疫力。」
在雷布魯克眼中，民主疲勞讓領導人能用簡化的政見，訴求一次根治所有問題。
但簡化的訴求反讓國家發展陷入停滯。靠著民粹勝選，就必須對支持者有求必應，反而導致施政效果不佳，或必須再以極端的手段來平衡。
例如杜特蒂發動反毒戰爭，卻爆發警察濫權，反讓治安惡化。根據全球數據庫Numbeo，菲律賓近5年犯罪程度上升，反而其他東協國家大多有所改善。曾經犯罪指數高於菲律賓的泰國，去年已超車變成更安全的國家。
杜特蒂更推出「大建特建」計畫（Build, Build, Build），斥資近1千6百億美元，然而，計畫包山包海，卻無法改善外商真正在意的問題，例如都市塞車、電價高漲等。
世界銀行估計，菲律賓的外商直接投資淨額從2017年起一路下滑，截至2020年，已減少35％。
選舉過後治國三危機：
排外、反全球化、社會動盪
小馬可仕勢必繼續「大建特建」，但菲律賓去年負債已經突破GDP的60％。目前為止，他的經濟政策都傾向靠減稅和補貼，例如降低進口能源的貨物稅、免除中小企業稅負、補助稻米價格等，恐怕只會對政府財政帶來更多負擔。
最後，民主疲勞又經濟弱勢的國家，為填補資金缺口，往往走向投靠中資。非洲的情況正是如此：有威權色彩又想大幅推動基礎建設的國家，通常最仰賴中國，也最受青睞，成為中國積極拉攏的對象。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徐遵慈主任表示：「小馬可仕面臨的主要挑戰，會是怎麼引進外資，」加上中國正全力拉攏菲律賓，收編美國忠實的盟友，雙方未來應該會深化經貿關係。
雖然民主疲勞並非菲律賓獨有，但小馬可仕的歷史性勝利，卻為部署投資東南亞等地的企業，帶來新警訊。
第一個風險，來自極端主義的排外特徵。目前尚無有效的解決方法，在歐洲，主張反移民、極端種族主義的勢力，如正統芬蘭人黨、匈牙利運動（Jobbik）和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都在近年逐步擴張。
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也出現類似的風險。出身印尼獨裁家族的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主張民主體制不適合印尼，甚至不斷挑起排華情緒，獲得廣大支持，甚至入閣擔任國防部長。
馬來西亞現任首相沙比里（Ismail Sabri），常因發表反華言論備受爭議。所屬政黨巫統於2018年因貪腐失去60年政權，但僅過3年，即使默許穆斯林極端派壯大，馬國人民仍讓巫統重掌政權。
第二個風險在於，幾乎所有操弄民主疲勞的政治人物，都主張貿易保護主義。例如4月的法國總統大選中，險些威脅到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女版川普」勒龐（Marine Le Pen）主張就和川普如出一轍：反對自由貿易，指全球化正是傷害法國經濟的元兇。
而仰賴外貿的東南亞各國，可能以增加補助或減稅來保障人民權益，尚不至於全面主張保護主義。
第三個風險，越是操弄民主疲勞的國家，政治動盪也越發激烈。雖然民主疲勞可以帶來龐大民意支持，但也意味著無法容許反對聲音，要徹底抵制民主到底。
以菲律賓為例，杜特蒂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反對派電視公司ABS-CBN的經營許可，讓新聞自由嚴重倒退。今年，菲律賓的新聞自由指數世界排名第147名，只比一些威權國家好。
即便小馬可仕取得多數支持，但民主派人民依舊很難接受洗白。歷史經驗顯示，小馬可仕只能以強力手段打壓異己，最終兩派的隔閡可能只會更深。
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民主疲勞核心，是要民主菁英回歸民意；小馬可仕的勝選，卻代表人民以威權取代民主的想望。例如杜特蒂種種言行超脫常理，反而讓菲律賓人民期待「獨裁者之子」的表現。
當操弄民主疲勞成為獲取權力的保證，沉浸在一時激情的人民，恐怕才是最後真正的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