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日本眾議院選舉（10/31進行投計票）的論戰已全面展開。經濟政策的重要爭論焦點是將重心放在經濟增長上還是縮小貧富差距上。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將通過競選公約就如何「分配」財富展開競爭，而日本的平均年收入一直原地踏步。比起貧富差距，日本首先要擺脫低增長，擴大分配的「蛋糕」，這一點應當優先考慮。
分配的途徑之一是將財富從富人手中轉移出來。與美英相比，日本的貧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較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前1％富裕家庭擁有的資產僅佔日本國內總體的11％。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2018年收入在1000萬日圓（約新台幣245萬元）以上的家庭佔日本總體的12％，比1996年的峰值（19％）下降7個百分點。
美國傾向於以增加富裕階層的稅收為財政來源進行分配，前1％的富裕階層掌握著40％的資產。其原因是，部分經營者和投資者獲得鉅額報酬，導致貧富差距不斷加大。
典型的例子是IT產業實現迅猛發展的加利福尼亞州矽谷。當地人的家庭收入（中間值）大約為15萬美元（約新台幣420萬元）。隨著房租高漲，即使年收入達到約合1000萬日圓（約新台幣245萬元）的水平，也有很多家庭無法在中心城區生活，而該州的流浪者比2007年增加了16％。
從數字越接近1、表示收入差距越嚴重的基尼係數來看，日本也小於美英。雖然也有觀點認為由於「安倍經濟學」，日本的收入差距出現擴大，但2010年代有了小幅改善。
日本總務省分析稱，「背景是育兒家庭的就業環境改善及目前老年人的收入增加」。日本2019年的就業人數比10年前增加了大約400萬人，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及女性的就業擴大。
上述經濟差距數據顯示出，包括富裕階層在內的日本整體國民生活水平下降。
按國家來比較經合組織匯總的年收入數據，可以看到日本30年來基本持平。按實際購買力平價（2020年按美元換算）來看，與30年前相比，日本僅增長4％至3.9萬美元，而美國則增長48％至6.9萬美元，經合組織平均值大幅增長33％至4.9萬美元。
因此，在日本要求企業加薪的呼聲越來越大，而現實中並不容易實現。雖然企業不斷提高盈利能力，例如四分之一的上市企業4～6月期的凈利潤創出最高，但不可否認的是依賴外需。雖然日企海外當地法人的銷售額在20年裏擴大到了2.2倍，但日本國內只增長了7％。在增長遲滯的日本國內，一直無法提高工資。
「安倍經濟學」推進「官制春鬥（勞資談判）」，提高了基本工資等，但還沒有能力趕上已開發國家。企業要想持續提高工資，必須要提高日本國內業務的附加值。需要通過數位化轉型提高生產效率，果敢涉足脫碳等新的增長領域。
因此，日本政府必須通過放寬限制及促進企業新陳代謝等措施來積極推動增長，不斷擴大作為分配來源的經濟蛋糕。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永浜利廣指出，「在當前明顯存在導致通貨緊縮的需求不足問題的局面下，應該優先採取的政策是增加對有望增長領域和氣候變化對策的良性財政支出，使經濟恢復正常」。
據明治大學準教授飯田泰之表示，在眾議院選舉中分配和貧富差距成為焦點，「並不是因為目前單純的收入不平等，而是階層很難由低收入階層轉變為高收入階層」。日本還需要採取措施應對這種「貧富差距的固化」。通過「重塑技能（Reskilling）」及充實公共教育，增加提升社會階層的機會也有利於促進整個國家的發展。
如何描繪實現分配所需要的經濟增長藍圖？日本各政黨不僅要重視分配，還要向選民表明採取什麼政策來實現增長。
（本文轉載自日經中文網，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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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宣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