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我受邀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創業社團新加坡國立大學創業協會（NUS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START」創業競賽的最終評審。4組學生團隊分別針對商業應用、醫療及SaaS等領域發表產品與商業模式。
2小時的衝擊！台星培育新創人才具思維斷層
學生團隊對「痛點」的觀察通常很敏銳，但在應用面與商業邏輯上難免顯得青澀。然而，這2個小時的評審過程，帶給我最大的衝擊並非學生的提案，而是台星兩地在「培育新創人才」上的巨大思維差異。
自2023年起，我持續參加如Asia Tech、Echelon、SWITCH等各種在新加坡的科技新創展，亦曾受邀前往杜拜擔任專場講者（Panel Speaker）及以投資人身分受邀阿姆斯特丹的影響力投資活動，這些中東與歐洲的新創也不時參與新加坡的投資及新創競賽，並請我擔任導師。
而台灣的新創，跟新加坡以及這些國際新創相比，差異最大的部分在於「對創業的急迫性」。
受限缺乏天然資源，新加坡將創業視為「必修」
在台灣，創業人才的培育是「選項」；但在新加坡，這卻是「必修」。
或許是受限於天然資源，新加坡人自帶「走出去」的基因。新加坡政府深知，即便國內跨國企業林立且享有全東南亞最高薪資，國家經濟仍不能完全仰人鼻息。畢竟外資的區域佈局隨時有變動風險，維持本土企業的競爭力，才是強國的「內外兼修」之道。
此外，放眼新加坡四周，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合計擁有近7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但普遍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及法遵意識。因此，扶植本土企業出海，不僅是為了搶攻東南亞腹地，更是擴張新加坡區域影響力的戰略手段。
相較於台灣教育界對創新創業較偏向「佛系」輔導，新加坡政府積極主導，直接將創業軟硬實力視為國力延伸的一環。
台星兩地的創業基因差在哪？菁英主義vs野性生命力
不同於台灣的「野性生命力」，新加坡的新創更像是「由上而下」的菁英培育。
正因為傾注了國家資源與主權基金的資本，新加坡的創業生態呈現「強者恆強」的資源高度傾斜。
在台灣，我們常見「不愛讀書，靠自己做生意闖出一片天」的草根傳奇；但在新加坡，創業走的是絕對的菁英路線。那些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的創業者，多半出身於國大、新大、南大等頂尖學府。
不過，這也讓我思考：新加坡的菁英主義，適合台灣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
台灣政府輔導痛點：有開頭但缺乏持續動能
台灣有極具韌性的中小企業基因與深厚的科技製造底蘊，我們的優勢正是那股不怕失敗、百花齊放的「野生生命力」。我們不需要全盤照抄新加坡的菁英集中制，但絕對應該借鏡其「將新創視為國家戰略」的格局與企圖心。
舉例來說，台灣的政府乃至官方扶植的加速器等單位，也時常帶台灣新創出海參加展覽，甚至會利用自身資源讓台灣新創做海外企業參訪、甚至跟海外加速器結盟，這些都是立意良善的政府輔導措施。
但台灣政府往往是「開了頭後，就讓新創企業自主發展後續」的輔導模式，可新創企業最欠缺的，往往也正是後續的跨境持續發展動能。
舉例而言：一間台灣新創即便沒有政府輔導，也可以透過自主參與海外展覽等活動「打開」新加坡市場大門，但是到真正落地、成交客戶，後續需要的商務開發（BD）、法規解讀及財務、人事管理等資源，才是真正需要政府扶持的部分。
與台灣相比，新加坡政府對新創的輔導則偏向「從頭到腳」（From head to toe）式的完整管理，甚至連打入當地市場後的募資及生態鏈建立也都一併為新創鋪好道路。當然，這也與新加坡長期在東協區深耕新創生態圈及擁有自己的主權基金、得以為新創鋪路有關。
從佛系孵化轉向精準出海！台灣新創如何走出國際版圖？
台灣的新創政策，也許無法完全「照抄」新加坡政府的作法，但仍可以微調，例如嘗試從「佛系孵化」走向「精準出海」。
我們應保留民間草根創新的靈活度，但在政策引導與資本支持上，引入新加坡式的高標準與國際化視野，協助台灣團隊從創業第一天起，就不只看台灣，而是將目光瞄準東南亞甚至全球市場。
與其羨慕新加坡的資源集中，不如將台灣獨有的靈活底氣，結合系統性的區域戰略。唯有截長補短，將草根活力轉化為規模化的商業影響力，台灣才能在國際新創版圖中，真正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芊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