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上大學教授發現：我愛死停車場收費員的工作

幾年前，身為大學教授的我不是把早晨時光用來備課，而是賴床幾小時，重複看著英國流行歌手Peter Gabriel在1986年和Kate Bush對唱〈Don’t Give Up〉的影片。在影片中，2位歌手擁抱在一起6分鐘，背景是一段日蝕。

Gabriel以豐富的情感傳唱出絕望和寂寥，呼應著我內心的獨白；Bush滿懷慈悲的反覆唱著歌名的幾個字，保證這些苦難都會過去，但我不管聽幾次都覺得這些字眼很不真實。

我的第一堂課在下午2點；我會勉強準時到、勉強準備好，一上完課就回家去。晚上我就吃冰淇淋、喝麥芽釀造的高濃度啤酒——通常會加在一起，做成漂浮冰淇淋。我胖了30磅。

以任何客觀標準來看，我擁有一個非常棒的工作。我運用高度的技術和訓練，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教授宗教學、倫理學及神學。我的同事們聰明又和善，我的薪資令生活無虞，福利更是沒話說。我有很大的自主權可以決定如何教課、進行研究計畫，而且我拿到終身教職，擁有的職業保障是學術圈外不曾聽聞的，在學術圈內也日漸少有。

但我仍然很痛苦，我想放棄。我職業倦怠了。

什麼是職業倦怠？其實是富裕國家整體的工作文化

當時，我以為這只是我自己有問題。我怎麼會討厭這麼好的工作？

我後來才明白，職業倦怠的問題，遠遠大過一個工作者的絕望。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富裕國家的人民，已經建造出一整個環繞著工作的職業倦怠文化。個人不該為職業倦怠受責怪，但一定會感受到其負面影響。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看出職業倦怠有3種特點：

1. 身心枯竭。
2. 憤世嫉俗（有時稱為非人性化）。
3. 感覺無效能或成就變小。

在這些時候，你就是職業倦怠了：當你經常耗盡氣力（身心枯竭），當你把客戶或學生看成問題而非你要幫助的人（憤世嫉俗），當你感覺在工作上一事無成（毫無效能）。

我對這3點都有強烈的感受。早上醒來就覺得很累，很畏懼眼前的工作；要拚命遏制那些毫不在乎的學生及行政人員帶給我的挫折感；認為自己的努力付出和才能，全都是白費工夫。

學生根本不想學習時，我的職業生涯形同廢物。

我的職業倦怠經驗起伏變動了好幾年，後來才變成固定的情況。我逐漸產生憤世嫉俗和無效能感，嚴重的身心枯竭再後來才有。

通常，我每個學期會教授4門通識教育課。學生們就在課程評鑑中表達自己的憤恨，「這麼沒意義的課，給分太嚴又太愛找麻煩。」這是典型的評語。

為了得到專業上的滿足，我也把時間投注在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委員會、研討會、發表論文，卻造成負面的影響。

我寫了一段話給自己：「這些事情令我身心俱疲。這不是知性上的挑戰（是挑戰，卻非知性上的），也不會真的有回報，因為大部分學生都不像有從中獲益，而少數有獲益的學生也沒有向我表達絲毫謝意。」

括號裡的那句話說到，教書並不是一種知性上的挑戰，突然引起我的注意，它告訴我，我投入這份工作所期待的是一件事、得到的卻是另一件事。

職業倦怠的起點：對工作的理想和現實，有巨大落差

我想過著「我想像的教授生活」。我投入學術界，心裡以為自己會變成文藝共和國的公民。但其實這依然只是一份工作，有官僚體制的繁文縟節和工作時程，以及5點下班前需要完成的無聊工作。

而且學生沒有把學習視為一種崇高的知性追求，他們認為教育是成為會計師、運動防護員或老師的一個途徑。我不怪他們，但我忍不住期待他們跟我一樣。

我們對工作的理想與工作的現實之間有一道鴻溝，這就是職業倦怠的起始點。當我們在工作中實際上做的事達不到我們原本的希望，就會職業倦怠。

那些理想和期望不只是個人的，也是文化上的。在富裕國家的文化中，我們想從工作得到的不只是薪水，還想要尊嚴、想要長大成熟，甚至想要一些超然的目的。

我愛死當大學教授之前的工作：停車場收費員

當大學教授之前，我擔任停車場的工作人員。我當時剛拿到博士學位，找不到學術界的工作。但我認識幾個在大學對面路邊停車場工作的人，他們把我介紹給老闆，不久後，我就在那飽經日曬雨淋的小亭子裡收費。我每天坐在教授的富豪和寶馬轎車駕駛座上，滿心期盼自己能像他們一樣。

我愛死這個工作了，輕鬆又好玩。老闆會關心員工，對我們很好，他知道這份工作並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我的同事都是天資聰穎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其中有幾個人身上有刺青，騎著單速腳踏車，在收費亭裡播放晦澀難懂的硬蕊龐克搖滾樂曲。

我在停車場工作的那一年，愛上了一個同樣處在生涯過渡期的女孩子，她會帶咖啡和甜點來，幫助我撐過夜班的時間。現在她是我的妻子。

我從事社會地位低的工作得到的快樂，與終身教職的學術界職位帶給我的痛苦，二者的對比指出了終結職業倦怠文化的一條明路。

擁有夢幻職業後卻不快樂，問題出在哪？如何終結職場倦怠？

我期望成為大學教授，會使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不只是個勞動者；我期望大學教授是我完整的身分認同，是我人生的天職召命。當然，這份工作並沒有達到那些期望，我辛苦勞碌多年，後來因為失望和徒勞無益的嚴重程度超過我所能承受，於是我辭職了。

相反的，我當停車場工作人員時，對工作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只當成一種不費力賺到房租的方法。

我沒打算「積極投入」這份工作。如果你是停車場服務員，就不會有體驗到「心流」的可能。在小亭子裡收錢，不會有漸進式的挑戰，沒有人會做得越來越好。唯一會給你回饋的人，就是試圖規避停車費而怒氣沖沖的駕駛人。

我做那份工作時，從來沒有沉浸其中而忘記吃飯。這份工作絲毫沒有促使人全神貫注於某個任務，要令工作有成效、讓勞動者充分實現理想，非常完美。

我深信，沒有積極投入工作，正是我在停車場當服務員那一年會如此快樂的原因。這項工作抗拒任何要在道德上或靈性上有意義的努力，它沒有承諾會給人尊嚴、品格的成長或目的感，它從來沒有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因為我無法在工作本身中實現自我，我就得從別處去找，而我也找到了：在寫作中、友誼中、愛情中找到。

我要很小心，不要從可能是自己的獨有經驗，過度引申出關於工作本身的任何結論。但我擔任教授及停車場服務員的經驗，確實符合我的研究帶給我的職業倦怠模型，也就是，我們帶進工作的文化理想，對於職業倦怠如何侵襲我們，具有主要的影響。

有太多勞動者處在職業倦怠的危險中。我們自1970年代以來，在工作中受到危害的事實，與太過高尚的工作理想同時產生。我們的理想和工作經驗之間，鴻溝實在太大，令我們無法承受。

意思就是，如果你想終止職業倦怠的流行病，就需要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方法是改善工作條件，並降低理想。

＊本文摘自游擊文化《終結職業倦怠：工作為何將人榨乾，又該如何建造更優質的生活？》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